近期民间资本成为关注焦点。5月下旬六部委密集发文支持民间资本进入相关行业，6月7日国税总局明确33项涉及民间投资优惠政策，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关于金融业的改革。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玻璃门”是否有望打开呢？笔者认为，这事关金融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还需要出台更多实施细则，还需整个金融体制改革进程的配合。
难以打开的“玻璃门”
事实上，民间资本一直试图打破进入金融业的樊篱。在民间资本活跃的江浙地区，台会、钱庄、互助社十分盛行。早在1986年，国内第一家股份制私营银行——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就成立了。然而，草根金融似乎总是摆脱不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上世纪90年代基金会造成的混乱，使得包括鹿城城信社在内的小型金融机构被收编整顿。此后，金融危机造成的小企业融资链断裂，又引发温州老板跑路潮。民间资本在“玻璃门”外徘徊犹豫，却始终无法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一方面实体经济需要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大量民间资本渴望流向高收益项目。两者有着天然的契合，但是又很难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衔接。对此政府出台了许多措施，试图破解这一僵局。2006年，国务院出台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非公36条”，2010年又出台了促进民间投资的新“36条”，2011年设立温州金融改革实验区。但这些来自顶层的设计似乎并未给相关金融创新增添太多活力。
金融改革的特殊性
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门槛过高，与金融改革自身的特殊性有关。一方面，僵化的金融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活跃的民间经济迫切需要打破现有体制，以获取额外的金融政策支援。比如，要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就要在贷款利率上有更多的浮动空间。另一方面，由于资金流动是不分地域的，某一处的金融变革就等于整个金融体系的巨大变革。在温州实施利率市场化，就等于在全国实行了利率市场化，这不是一个部委、一个城市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2002年，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就曾提出在温州实施利率市场化，但由于当时金融“三乱”刚刚被清理，而且其他部门未给予足够配合，结果该提议不了了之。由此可见，“金改”困局必须统筹安排，从大处着眼。
监管必须先行
民间资本要打开“玻璃门”，还必须从监管上做文章。现在谈“民资”色变，是由于监管不当造成的种种混乱，使得“草根金融”总是与欺骗、掠夺联系在一起。按照现行政策，民间资本可以参股证券、期货公司，可以发起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虽然具体细节尚未出炉，但是给民间资本控制不同类型金融企业提供了可能。“德隆系”的覆亡是前车之鉴，资本的逐利天性很有可能使其利用这些不同的金融工具为一己之私牟利大开便利之门。如果金融业务放开，而监管不到位，很可能又将回到“泡沫滋生—秩序混乱—清理整顿”的老路，这对以信用为基础的民间资本而言，无疑又是一次毁灭性打击。
从6月1日起，人民币可以对日元直接交易，人民币国际化再下一城。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但对内开放的步伐却依旧蹒跚。有时候，“玻璃门”只是人们臆想中的阻碍，只是为利益、观念所困扰而裹足不前。既然顶层设计已经为此铺平道路，那么接下来要看各部门和各级政府能否以改革为己任，大胆创新，先行先试了。(期货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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