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现在的消费水平不加控制，203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70亿吨标准煤(折合原煤100亿吨)，这对中国、对世界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司长江冰表示。不仅是由于对外承诺，我国自身因煤炭产业发展而受到的伤害也要求控制无度增长的煤炭消费。所以，自2012年开始，中国将改变煤炭消费政策，由满足型转向控制型。中国经济巨大的煤炭“胃口”，越来越成为社会进步的羁绊。
　　 据统计，2009年，全国煤炭消费总量已经达到30.2亿吨，远超过“十一五”能源规划的25亿吨的指标；2010年消费总量又比2009年增长17.4%，达到5亿吨；2011年虽然需求增幅将减缓，但仍将比2010年增加3亿吨左右。2009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已经占全世界总量的46.7%。
　　 “十二五”期间，高耗能产业增长势头仍然不减。根据各省规划GDP平均增速为12%，全国煤炭消费量将增加18亿吨，达到48亿吨。中国科学院科技管理所专家王铮测算，按照经济年均增长9.5%的速度，2015年的全国能源消费总量折合原煤57亿吨。
　　
　　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说，“不能把探知的煤炭都开发出来，要为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留下一些资源。”
　　中国煤炭行业协会也曾表示，煤炭用量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少越好。按照目前的消费量，已探明煤炭储量仅能维持50-60年的消耗。山西省煤炭厅副巡视员候文锦说，“如果继续这样运行下去，预计20年后山西省的煤就该全部开挖完毕。”

　　面临内外双重压力

　　煤炭消费的高增长，带来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的大量排放；仅仅从经济角度看，代价也很沉重。在中国排入大气的烟尘中，90%的二氧化硫和85%的二氧化碳均来自直接燃烧煤炭。一吨煤产生2吨二氧化碳。2007年，我国煤炭燃烧产生二氧化硫58亿吨、二氧化碳56亿吨，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碳排放最大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上越来越受到指责和压力。直接经济代价也很大。据估算，2005年我国吨煤开采造成的综合经济损失为43.5元，吨煤消费造成的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损失分别为82.1元和60元，合计吨煤生产和使用的综合经济损失为185.6元，占2005年商品煤平均价格(270元/吨煤)的68.7%。
　　由绿色和平组织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制作的报告《煤炭的真实代价》指出，中国每使用一吨煤，就带来150元的环境损失。而把煤释放二氧化碳致气候变暖带来的冲击计入其中，那么损失会更大。中国是世界上二氧化碳释量最大的国家。煤炭燃烧是中国最大的空气污染源。没有计入在内的损失达到了2490亿美元。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理事长邓楠指出，无论从国内的资源能源供给上看，还是从国际市场可获取的资源能源上看，客观上，中国都不可能复制西方的奢侈消费模式；主观上，中国也不应该追求西方的奢侈消费方式。

　　从满足转为控制

　　我国已经对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40%-45%，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占比例达到15%以上。这将要求大大降低煤炭消耗总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目前，我国单位GDP的煤消耗量是日本的15倍，是美国的8.7倍。不仅是由于对外承诺，我国自身因煤炭产业发展而受到的伤害也要求控制无度增长的煤炭消费。所以，自2012年开始，中国将改变煤炭消费政策，由满足型转向控制型。该措施由环保部等9部门出台的文件首次提出，在10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也提出“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说：“我国能源消费特别是煤炭、石油消耗量，必须要设置‘天花板’。2020年能源消耗总量宜控制在40亿吨标准煤左右，2030年约45亿吨标煤，2050年约55亿吨标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研究得出，要完成2020年单位GDP(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达到15%的碳减排目标，2020年煤炭消费量应该控制在45亿吨标准煤(约63亿吨原煤)。专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能源需求总量可能高达45亿吨标煤，比目前高出50%，其中化石能源的消耗要比2009年高出40%。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原副校长倪维斗表示，2050年能源消耗量或将达到63亿吨标准煤。其中50亿吨标煤的能量由煤炭提供。倪维斗认为，到2050年之前，中国大概需要消耗1000亿吨以上的煤炭。因此，目前发展煤炭清洁化技术非常必要。
　　实践证明，煤炭加工中仅较为简单的原煤洗选技术，就可以大大降低污染，提高煤炭燃烧效率和附加值。　此外，在传统火电方面，应推广应用新型脱硫技术，大力发展大容量、高参数燃煤机组，推进热电联产，减少污染物排放。

　　增加清洁能源供应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12月21日发布的《电力工业“十二五”规划研究报告》提出，到“十二五”期末，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4.37亿千瓦左右，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总规模将达到4.74亿千瓦，占总装机的比重为33%，比2010年提高6.3个百分点；非化石能源发电量1.52万亿千瓦时左右，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为24.1%，比2010年提高3个百分点左右；非化石能源发电可替代化石能源5亿吨标煤，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1.9%左右。其中水电装机容量预计达到2.84亿千瓦左右，水电开发程度达到71%左右(按经济可开发容量计算)。此外，2020年后，核能、风能、太阳能等也将在发电领域获得显著开发。天然气使用比重也会提高。天然气燃烧后产生的温室气体只有煤炭的一半，所产生的其他污染物数量也要低于煤炭。
　　按照上述规划，到“十二五”期末，我国非化石发电的比例，无论是装机比或者是发电比，都已经超过了“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占比例达到15%以上”的承诺。当然，这是指供应领域，还不是消耗；而且在供应领域，电力只是一次能源中的一种。对于“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的涵义，我国政府尚未明确界定，对外坚持自己的解释权。　按照我国能源未来发展的态势，预计到2015年，天然气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由现在的4%提高到8%左右。另外，核电、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的比重将有所增加，而煤炭的消费比重将下降至65%左右。对四大产业影响巨大。然而，仅仅靠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并不能从根本上控制煤炭消耗快速增长趋势，好比关此门而敞彼门，所以直接的淘汰措施必不可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说：“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有三个着力点。一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二是提高能效，三是发展可再生能源。”中国70%的碳排放来自于产业经济部门，只有30%来自居民碳排放。
　　近日，环保部9部门出台的《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指导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将开展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试点工作，在“十二五”期间将对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东北的部分地区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严格控制煤电发展，煤电建设仅考虑支撑电源建设和消耗进口煤炭的电厂建设，东部的电厂建设将以核电和燃气电厂为主。试点区域都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同时也是煤炭污染的重灾区。以珠三角地区为例，早在2004年，煤炭消费量已经达到4.9亿吨，占全国煤炭总消费量的25.2%，因此平均每平方公里的污染负荷很高，目前已高达全国平均值的11倍左右。
　　据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理事长吕英分析，应该控制重点区域内燃煤项目建设，包括与燃煤相关的各个产业，如火电、钢铁、有色、石化、水泥、化工等行业。这几个大行业耗煤量，占每年原煤消耗量的90%左右。不过，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试点的实施颇为担忧。“这一政策对大气污染治理是一个福音，但对经济发展有可能是一个障碍，地方试点的阻力很大。”天津市环保局副局长赵恩海说。由于试点区域涵盖中国经济的核心，在能源结构尚未发生明显变化的前提下，限制这些区域用煤总量，将意味着限制地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一政策将对火电、钢铁、有色、水泥、石化等行业产生较大影响，必须要慎重，我们正在调研和研究具体的实施方案。”一位参与试点工作的人士说。
　　控制能源 投鼠忌器？
　　临近岁末，建筑行业的基础原材料――水泥，也出人意料地加入价格上涨的行列。近10年来相对稳定的水泥市场价格，竟在短时间内被撼动，不少人将最重要原因归为自7月以来一些省、市实施的对高耗能企业的限电措施。业内人士称，拉闸限电措施从根本上改变了水泥市场的供需关系。“最值得关注的是供给的变化，限电措施带来分区域、分时间段的供给缺口，使释放出的价格提升空间大大超过了以往。”　由于节能减排，钢铁企业今年起被拉闸限电，河北许多民营小钢铁企业不得不投靠国有企业。控制目标不清晰。
不过，对于控制目标的实现，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司长江冰则很乐观：“按照我国国情和‘十二五’期间国际、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测算，2015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可控制在40亿-42亿吨标准煤。如果进一步强化节能措施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可能将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0亿吨标准煤以内。”42亿吨标准煤，折合原煤是60亿吨，刚好是2009年消耗总量的2倍。5年之间就翻了一番。在煤炭产量设计中，中国工程院首次提出“煤炭科学产能”概念。
　　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和平指出：“科学产能的具体指标要求是，综合机械化程度70%，百万吨死亡率0.1-0.01，安全费用将在生产成本中占很大的比重，鼓励支持矿区作充填开采，不同开采业应该同时实现土地复垦率达到75%、煤炭资源回收率45%以上，条件复杂、埋深度大于1500米的难动用储量暂不列入可采储量。”在上述指标约束下，中国工程院建议我国2030-2050年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产能规模不宜超过38亿吨。这意味着国内的供应能力，与需求之间有25亿-29亿吨的缺口，如果靠进口则不可想象。
　　中国煤炭工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佑国透露，“十二五”期间，煤炭产量控制在36亿-38亿吨。一个是2020年，一个是2015年，显然比中国工程院的标准宽松。

国际间碳排放之争

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正在努力推动美国国会通过一项被指责为“历史上最大贸易保护措施”的议案：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的“碳关税”。从WTO框架来看，这是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歧视；但在气候变化协议框架下，这是允许的。经济学家樊纲提出，反正出口将会受损，与其让美国人征收我们的碳关税，还不如我们自己先征碳税。
　　去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因为各国间相互指责而使谈判破裂，未能就如何减少碳排放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荷兰环境评估局在今年7月1日发表的年度全球环境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中国2009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6.1吨，印度1.4吨，美国则为17.2吨。撰写这份报告的科学家认为，中国和印度等快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人均碳排放的持续增加“抵消”了发达经济体的减排效果，并称2009年53%的碳排放来自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对此，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杨爱伦表示，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其二氧化碳增长的确非常快，不过即便是这样，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跟很多发达国家比还是相对低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援引数据称，目前中国的累计碳排放仅占全球的9%，人均碳排放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同时，中国还承接了发达国家企业的高碳排放的产业转移。按照欧盟规定，所有进出欧盟及在欧盟内部飞行的航空公司都需向欧盟提交精确的碳排放数据，否则将无法获得免费排放配额；自2012年起，航空公司飞机排放的温室气体必须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其中85%的减排额按照航线免费使用，剩余的减排额将以拍卖的形式出售，到2020年将全部实行拍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