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原油市场价格变动乃至石油危机如何影响美元并传达至各大宗商品市场，最后波及到社会经济的角角落落，就不得不提会计制度在其中的作用。

　　会计制度：原油、货币、商品之间的桥梁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世界范围内的会计制度基本采取以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建立资产负债表的会计准则制度。这成为造成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因素之一，美元的流通与美元的信用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难题，也是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直接原因。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潜在逻辑关系，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大宗商品价格先大涨然后大跌，1975年以历史成本计量模式的会计准则制度开始退出舞台，“公允价值”出现。

    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基础的会计准则打开了原油、货币、商品三者之间的内在联动关系。在石油危机发生前的1973年，美国政府正忙于抑制国内日益高涨的通胀压力，石油危机推升原油价格无疑加速了这一过程。持续提高基准利率实际上使美国经济体验了一次“硬着陆”，在这个过程中，原油取代了金本位时代黄金的角色，对美元产生了定价作用，并通过金融市场衍生品传导到大宗商品市场。然而，由于利率的提高，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很难重复这种二次定价的模式，现金成本的高企和生产活动的减弱使衍生品市场和现货市场产生了背离，导致石油危机后大宗商品价格大涨后出现暴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确认和计量未来的“公允价值”计量基础取代了历史成本计量，真正打通了原油和大宗商品之间的联动桥梁。通过下图可以了解“公允价值”计量基础会计准则对资产的定价过程：

　　二次石油危机与货币政策

　　原油作为工业化生产不可替代的首要原料，本身具备了牵动实体经济的强大商品属性，同时又具有依托商品属性对货币的定价权而产生的金融属性。经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美国经济在制度层面解决了原油和大宗商品价格联动的机制，而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美元也摆脱了国际收支和国内调控的尴尬双重身份。在几乎延续了上世纪整个80年代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中，美元与大宗商品的走势与1973年石油危机一样，在美联储持续的加息政策影响下双双大幅上涨，1980年第二季度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大幅下降了7.8%。经济指标下滑最终使美元开始下跌，大宗商品仍紧随不断上扬的原油价格保持高位运行态势。从下图LME铜的走势可以看出，在石油危机蔓延的80—90年代，其价格走势并没有理会美元的下跌，虽然这造成了衍生品交易机构的大量破产，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美元的储蓄危机，却很好地保护了实体经济。通过美元的重新定价，表面上看虽然美国GDP下降明显，实际上却给随后的量化宽松政策提供了时间与空间。美联储通过发行货币便可完成原油—货币—商品的中间一环，压力则可通过“输入型通胀”转嫁给全球其他经济体。

　　在这样的经济模式下，大宗商品在长时间内必定随着美元的不断重新定价而上涨，石油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冲击越来越小，与大宗商品价格的联动越来越直接。每一次石油危机中原油价格的波动，都是美元重新定价的绝好机会，这种模式的代价便是会导致金融危机。在美元不断重新定价的过程中，商品联动的风险通过衍生品渗透到经济的每个角落，在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基础的会计准则下，证明资产负债表内的资产价值合理性最令人信服的方法就是：证明同样的资产以这个价格成交过。这样，在美元价值向商品回归的过程中，伴随着美元的不断下跌，各衍生品金融机构不得不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容易造成信用评级下降，应对的方法就是不断开发新的衍生交易品种使资产满足公允价值要求，从而导致风险累积。

　　新兴经济体的应对之策

　　新兴经济体缺乏类似美元的货币国际结算功能，同时，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经济发展对于原油和大宗商品的强劲需求。无论是对于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投资者还是实际采购原料的企业，美元的每一次重新定价就意味着分担一次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厘清了原油走势与大宗商品联动背后的制度原因后，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原油涨跌带动大宗商品同向波动是一定的，两者的涨跌幅度不应该成为关注的焦点。美元不可能在短期的大幅涨跌过后迅速重新定价，就中国而言，原油价格上涨传导至PPI其间尚有成品油定价这道壁垒，如美元在这个节点重新定价，反而会刺激中国大宗商品进口，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原油价格长期盘踞在低位或高位，都将对投资者和实体企业形成实质性的影响，前者使出口大幅下降，制造业订单流失，后者则面临美元新一轮重新定价带来的输入型通胀问题。

　　新兴经济体在面对原油与大宗商品涨跌联动机制上需要应对的，实质上是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问题。无论是以本国货币计价的国内衍生品市场，还是类似原油、有色等国际衍生品市场交易品种，处理好了汇率问题，就在博弈中掌握了制胜的主动权。

  【期货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