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洗钱案例一
上海警方破获首例期货对敲巨额诈骗案
配资求高息 资金被“敲”走
2013年4月12日,陈某向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下称上海公安经侦总队)报案,称其将名下390万元期货账户交由通过互联网人搭识的职业炒家“陈某某”操作,以此获取每日千分之一的固定收益。因该炒家恶意通过对敲手段转移资金,最终陈某期货账户390万余元资金几乎尽数亏损。
在与证监会稽查局和几家期货交易所沟通的过程中,上海公安经侦总队发现此次案件与发生在2013年1月21日、3月21日和3月22日的几起类似案件手法较为一致。犯罪嫌疑人利用受害者账户在较低价格卖出开仓,并以较高价格买入平仓,同时用嫌疑人账户以相应的价格作反向操作确保相互成交,造成被害人账户内资金亏损一空,而嫌疑人账户在巨额盈利后立刻出金。
经过艰苦侦查,案件终于得以侦破。经查,2013年1月至3月期间,犯罪嫌疑人胡某某、陈某、丁某某和刘邦(化名)冒充他人身份以提供配资保证金、高额融资利息为诱饵骗得他人期货账户进行操作,同时冒充他人身份开设期货账户作为获利账户,通过对敲的方式将骗得的期货账户内的资金转移至自己控制的期货账户。四个人分工明确,有人负责提供自有账户资金,有人负责操作受害人账户,有人负责操作自己账户,有人负责交易获利资金的转移。犯罪嫌疑人操作中涉及的不活跃品种涉及国内三家商品期货交易所的多个品种,累计给被害人造成损失720多万元,非法获利550多万元。
瞄准配资交易 犯罪嫌疑人欲当“侠盗”
从了解的案情来看,虽然报案人不同,但受害人都有一个统一的特征,即都是期货配资的资金提供者。
所谓期货配资,是指出资人以个人名义在期货公司开立期货交易账户,并将账户提供给客户使用,客户存入自有资金,配资公司以此为基数,向客户进行配资。配资公司在交易过程中对客户交易账户实施风险控制,亏损达到一定比例时对其进行平仓或要求其追加保证金,以保证配资公司自身资金不受损失,同时收取高额资金使用费。
“我们只是拿了配资公司的钱,我们是在替天行道。”犯罪嫌疑人陈某一再这样表示。在陈某看来,期货配资实际上是期货市场中的高利贷,同时也让原本就是杠杆交易的期货投资风险继续扩大。他认为,证监会也在调查期货配资的问题,因此他们的行为带有“正义性”。
陈某所说的“证监会调查期货配资问题”实际上是指2011年7月证监会发布的《关于防范期货配资业务风险的通知》,该通知为期货配资业务打预防针,其中包括了四个方面的期货市场监管主体工作,尤为关键的是对一线监管中的异动交易行为账户的甄别与监控。一旦发现异常交易行为账户为配资公司或配资公司控制账户,相关主体要向包括工商管理部门及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举报,同时向证监会及相关派出机构报告。
“期货配资挣的都是昧心钱,我们拿走他们的钱也是减少其他投资人的损失。”陈某坚持用“拿”而不是“骗”来描述自己的行为。
不过,作为报案人之一的张先生对此非常不认同。作为期货配资掮客,张先生专门从事寻找资金提供方和需求方的业务,“我们实际上为市场提供资金,为希望从期货市场中获利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也为一些有资金的人提供了获得稳定收益的机会”。
政策调整加防线 投资者仍不可掉以轻心
针对之前发生的类似案件,中国证监会下发了《关于加强期货公司内部控制保护客户资金安全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中要求,期货公司应严格执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投资者当日平仓盈利在结算完成前不得出金。这一举措对防止此类案件的继续发生起到切实作用。
实际上,监管部门与交易所也一直在加强市场风险及违规监管等方面的基础工作。例如,大商所于2010年年末上线运行了新监察系统,在监控及管理方式和手段方面进行了更新和升级,对于盗取资金、自成交、影响交割月结算价等市场交易违规行为均可由监控指标进行跟踪、筛查并实时预警。如发现涉嫌违规行为线索,交易所监控人员在1分钟内即可获知,迅捷、高效地对违规行为进行监控及筛查。
提醒----投资者不可轻易透露账户信息
不过,无论多么完善的制度保护,也需要投资者自身的积极配合。上期所监察部相关负责人提醒投资者,应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加强交易密码管理,注意账户委托他人交易的风险,切勿将账户委托给网络上认识的陌生人或所谓“投资理财专家”操作。如投资者发现自己的账户被他人对敲,首先应尽快修改交易密码,然后及时向期货公司或交易所反映,并向公安机关报案,通过司法途径尽快挽回损失。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近一段时间以来,期货市场已发生多起对敲交易转移投资者资金的案件。这类案件当中,犯罪分子往往利用期货市场不活跃合约的对敲交易,将投资者资金转移到事先开立的期货账户中,并转出资金,使投资者蒙受损失。
上期所监查部总监饶伟表示,对市场违规行为进行监控和及时发现,并实施自律监管是期货交易所的核心工作内容之一,上期所将不断健全市场监测、预警机制和风险控制体系,严打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深化会员合规管理,严肃市场纪律,维护市场平稳运行。
大商所监察部总监助理汪红梅表示,近年来盗取客户资金类违规案件较为频发,部分客户风险防范意识不强、风防手段不足或缺失、轻易将个人账户信息透露给他人等是此类案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此,她提醒,投资者应当妥善保管好自己的交易账户信息,不向他人透露,应定期更换密码、密码设定不宜过分简单,考虑采取USB密钥等更安全的账户登陆方式,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账户被盗用。同时,对于采用木马等技术入侵的技术犯罪,投资者可通过安装杀毒和防火墙软件等措施起到一定的防范作用。
“除了投资者加强自我防范意识以外,期货中介机构也应通过多种方式,强化对客户安全、风险意识的培训和教育,强化对期市运行情况及业务规则的理解;加强对资金,特别是对出入金的管理,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防范效果。”汪红梅说。
此外,近年来,证监会与公安部门开展执法协作的广泛尝试,并在“行刑结合”的工作机制上取得重要实践经验。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有关负责人提醒大家。“期市交易由交易所进行实时监控,证监部门与公安机关的执法协作也十分顺畅,投资者参与期货市场切不可心存侥幸,触碰法律红线。”
反洗钱案例二
网络大盗利用高科技“洗钱”
近日,红山区法院公开审理内蒙首例“高科技”网络盗窃案。不知从何时开始,网络悄悄地进入并且融入我们的生活。现代社会发展,对于互联网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依赖程度。很多人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机遇、财富。另一方面,网络的发展也给不法分子带来了可乘之机,除却那些色情、暴力、游戏、赌博等负面影响以外,还有许多人们无法预见的潜在危机,比如利用网络进行诈骗、盗窃等等,网民们如果一不小心,就会掉进这些精心布置的陷阱里。
近日,红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利用高科技手段、依托支付宝交易平台实施的网络盗窃案,案件的被告人及被害人分别居住于“三省四地”。被告人谢某,1981年9月出生,无职业,福建省龙岩市人。2012年11月,谢某在网上QQ群里购买了一个木马程序,该程序如果植入到他人的电脑,就会乘电脑使用者网上购物之际,将其网银上的余额全部转到木马指定的支付宝账号上。
购得木马程序后,谢某从淘宝网站的成交记录查询赤峰买家王娜(化名)的ID(阿里旺旺注册的用户名)及卖家(淘宝网店)的联系电话,继而与卖家打电话,谎称自己是赤峰买家王娜的朋友,王娜买完衣服就下线了,留的地址可能有误,要求重新核对。卖家未作核实即将王娜的地址和联系电话发给了谢某。谢某又给王娜打电话,问她是否在淘宝网店买了衣服,王娜在电话里予以肯定。谢某随即谎称自己是该淘宝网店的店长,现在支付宝升级,买衣服的订单显示不出来,未能支付成功,现在需把货款退回后再重新支付。王娜同意,谢某告诉其需要支付1元钱的激活费用,还故意将激活过程复杂化。因王娜不会操作,谢某提出将其加为QQ好友,通过QQ进行远程协助。二人互为QQ好友后,谢某通过QQ将木马程序植入到王娜的电脑。就这样,当谢某远程操作王娜的电脑向支付宝账户支付1元钱“激活费”的时候,王娜网银卡上的余额285650元已经全部支付到谢某利用木马绑定的支付宝账号上。窃取了王娜的巨额款项后,虽然木马绑定的支付宝账户是用假身份证注册的,但是谢某并未急于取现,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直接从那个账户上取钱,无异于自投罗网。为了更好的逃避打击,他开始实施下一步计划—“洗钱”。
首先,谢某用这个支付宝账户到中国联通公司网站购买联通充值卡,面值为100元、500元两种。所谓购买充值卡,无非就是购买充值卡的卡号和充值密码。因中国联通公司网站限购,单次交易最高额5000元,打9.85折即4925元,所以谢某就以4925元为一次,不停地向中国联通公司付款购买充值卡,直至将账户内的余额全部消费殆尽。购买完毕后,谢某即获得了相应的联通充值卡的卡号和密码。
接下来,谢某在网上找到专门买卡的人,拟将充值卡卖掉。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卖卡的交易过程也是用心策划,堪称诡秘。谢某在淘宝网站上设有自己的网店,在卖卡交易之前,谢某与买卡人沟通好,由其在网店上虚拟个商品出售,让买卡人去拍,成交后通过支付宝账户将购买“商品”的钱转账到谢某指定的其它支付宝账户上,谢某给付买卡人的不是真实的商品,而是相应价值的充值卡,然后谢某再用网银卡从支付宝提现,从而完成整个“洗钱”过程。
通过上述手段,谢某将盗窃王娜的28万余元购买充值卡后分别在网上出售给了湖南邵阳市的张某和李某。收到“货款”后,谢某将其作案时使用的手机、手机卡、无线网卡以及笔记本电脑等全部销毁。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公安机关凭借先进的技术侦查手段,顺藤摸瓜,最终将谢某、张某、李某三人抓获归案。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还查明,张某(1981年11月出生)、李某(1983年2月出生)分别系湖南省邵阳市邵阳县和隆回县人。谢某与其二人并不相识,彼此间联络乃至交易全部在网上进行。张某、李某以网上买卖充值卡为业,从他们银行卡交易记录来看,仅2012年一年,账户内往来资金流水额度已经超过800万元,也就是说,卖给他们充值卡的“货主”绝非谢某一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明知自己所购买的充值卡来路不正,非偷即盗,但是因为便宜、有利可图,所以宁愿铤而走险。
红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谢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价值人民币285650元,数额巨大,已构成盗窃罪。被告人张某、李某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收购,其行为侵犯了社会管理秩序和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己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以盗窃罪,判处谢某有期徒刑八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十八万元;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
宣判后,三人均未上诉,现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反洗钱案例三
江苏----金坛湖管委副主任落网记
美丽的长荡湖是金坛人的母亲湖,以盛产蟹虾闻名。可随着旅游餐饮业的发展,生活垃圾严重污染长荡湖水质。2005年8月,金坛人陈洪富被委以重任,出任长荡湖水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湖管委)副主任、水产管理处主任,成为整治长荡湖水域水质的核心人物。
烟酒攻下农林专家
陈洪富出身金坛农村,1985年毕业于盐城农业学校,先后担任过乡党委委员、农业局局长助理、副镇长等职务。20多年来,一直从事与农业有关的工作,成为农林专家。
到湖管委工作后,陈洪富展开了果断的水环境整治。不久,国务院、江苏省政府也陆续出台关于对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重点扶持一批污水处理、生态修复等治污工程。于是,大量的省、市补贴资金,通过湖管委审核、汇总、申报、下拨到各个负责水环境整治项目的公司。
其时,湖管委的事情都是由水产管理处主任陈洪富说了算,他既是具体项目的实际运作者,也是补贴资金的管理支配者,可谓大权独揽。渐渐地,企业负责人送些烟酒、小额现金,陈洪富开始心安理得地收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已不满足于小打小闹。
成立公司专门洗钱
2009年,省农林厅计划在长荡湖种养水葫芦。江苏山湖环保有限公司承接了长荡湖“水葫芦种植、打捞及资源化利用工程”、“污泥处置及资源化利用示范工程”两个项目。这两个项目的省级补贴资金达到1000万元,由湖管委负责监督工程进度、建设质量、拨付补贴资金。
2009年5月,山湖公司开始投放水葫芦苗。11月,项目阶段性通过省农林厅验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陈洪富对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灿提出,水产管理处要收取30万元左右的管理费用。王灿知道,要想尽快拿到省级补贴资金,并争取拿到第二年的水葫芦种植项目,陈洪富这关必须要过。于是,王灿跟陈洪富说了句悄悄话:“等项目验收结束,你拿100万元去花。”
陈洪富一听王灿如此大方,嘴上说不要心中却暗喜。直接收下这100万元肯定是受贿,可面对巨款实在心痒。
琢磨了好几天,陈洪富想到个妙计。第一步,陈洪富找到在家待业的朋友吴粉根,承诺把2010年长荡湖种植水生蔬菜项目交给他做,项目、资金都由陈洪富负责,吴粉根还可领到一份工资。接着,陈洪富向吴粉根要了一个银行卡号,让王灿直接把100万元打到银行卡内。第二步,陈洪富用受贿款中的50万元作为注册资金,以吴粉根为法人,成立常州山野水体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野公司)。第三步,山野公司与山湖公司签订一份虚假的投资协议,协议约定,由山湖公司向山野公司投资100万元,山野公司负责种植水葫芦、水生蔬菜。
这是份只有权利没有义务的假协议,大家心知肚明。协议一式两份都被陈洪富收了起来。山野公司成立,陈洪富成功“洗白”100万元受贿款,他悬着的心放下了。
协议曝光贪官落网
2012年,金坛市检察院开展查办“涉农惠民领域职务犯罪”专项行动,在查办农林系统相关人员职务犯罪过程中,“湖管委”这一字眼反复出现。
此时的陈洪富也听到了风声,紧锣密鼓布置应对之策。他把与王灿签订的协议,送了一份到吴粉根的家中让其签字,并一再叮嘱他,万一追查起来,就照着协议上的内容说。
检察官很快发现,吴粉根名义上是山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可实际上他并没有在公司上班,每月只定时领取2000元的工资。而且100万元投资款并不是从山湖公司的账上划出来的,是山湖公司先以“奖金”的名义转给该公司的一位经理,该经理再把这100万元转给吴粉根个人。这根本就不符合公司之间投资的程序。
找到诸多疑点,检察官分头再找王灿、吴粉根进行询问,他们的攻守同盟顷刻瓦解,幕后主使人陈洪富浮出水面。近日,金坛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陈洪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20万元。检察机关将陈洪富的所有犯罪所得全部追回并上缴国库。
反洗钱案例四
揭秘中国贪官文化产业洗钱6大手法
在近几年调查的受贿案件中,古董字画等已经超过房产排名第一,成为涉案金额最高的贿赂工具。
一些官员的清雅爱好成了埋葬官员大好前程的坟墓。在近几年调查的受贿案件中,古董字画等已经超过房产排名第一,成为涉案金额最高的贿赂工具。落马的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案,起受贿总额近八成为玉石。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也被坐实收受字画、玉石等物品近200件,价值1300余万元。在更早的文强案、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等案件中也充斥着大量古玩字画。甚至在海峡对岸,陈水扁之妻吴淑珍,也透过海外珠宝玉石买卖进行大规模洗钱。
有分析称,贪官巨额资金的“洗白”需求甚至助推了文艺收藏市场的繁荣。而这不仅仅是文艺收藏市场。以下我们来梳理官员利用文化产业洗钱的6大手法:
1、利用文艺收藏爱好进行“雅贿”
“玉石满足了我对它现实价值的贪欲感和对收藏价值的期盼。好的玉石玉器资源稀缺,不可再生,物以稀为贵,给后代留些有价值、有文化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和财富,远比留其他钱财更安全,也更有价值和意义。”倪发科自我解剖时曾如是说。
在慕绥新案件的受贿数额中,各种用玉石雕琢的龙、凤、马、麒麟等收藏品几乎塞满了其家中的一个屋子。李真案宣判后,其受贿所得的收藏品及珍贵物品拍卖会曾经轰动全国。其涉案物品共分九大类,包括金银制品74件、名人字画65幅、翡翠玉雕48件、工艺制品95件。其中价格最高的物品之一是一个翡翠摆件,起拍价高达19万元。
在文强案中,赃物展示会上展出了36件现代工艺品、9件文物和69幅字画。
2、利用艺术品拍卖洗钱赝品也能成为洗钱工具
中纪委剖析称,赝品也能成为洗钱工具。譬如行贿者首先将赝品通过不合法的鉴定渠道鉴定为真品后,送予受贿者。然后,行贿者再以受贿者名义将该赝品交给拍卖公司拍卖。另有受贿者将归其所有的赝品存放在某经销商处,有行贿者意图行贿时,受贿者或直接或间接地告知自己有收藏雅好,同时指定特定的经销商。行贿者从该经销商处高价买得赝品。
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就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
一方面: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在2008年到2011年,翻了十倍,增速全球第一。2011年,根据欧洲艺术基金(TEFAF)发布的《2011国际艺术品市场年鉴》,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在内的大中华区艺术品拍卖成交量为98亿欧元,占全球231亿欧元的42%。另一方面:不少拍品疑似假货,但仍然能受到追捧,拍出创纪录的高价。
徐悲鸿7280万《蒋碧薇》油画疑似是美院学生习作,2.2亿元天价“汉代玉凳”是赝品,假的宋徽宗千字文1亿成交,疑似假货的齐白石《百虾图》1.2亿成交。而在2012年,纽约苏富比更是闹出了一个被行家成为“世纪大笑话”的拍卖,一件品相并不出众的瓷器以估价800美元起拍,成交价格则是1800万美元,相差竟达两万多倍,而买家正是中国人。
3、打造当红艺术家和概念
中国打造当红艺术家和概念的行动就像“白痴游戏”,已成产业链。
一位业内人士解释了这场“白痴的游戏”。“首先让评论家给他写文章,然后组织展览介绍他的作品(这些当然都是要付钱的),接下来把作品拿去拍卖,可以自己出高价把它买回来,这样做的目的是给公众定个价格榜样。当然,如果有其他人参与竞标的话就更好了”。
2009年英国《泰晤士报》进行了一有效问卷达140万份的调查,产生的一份“20世纪200位最伟大艺术家”名单中,中国无一人入选,日本入选4位,然而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价格在国际市场却能达到日本艺术家的10倍,这是很反常的。
看岳敏君的例子,策展人江因风就质疑:“岳敏君同时有油画和雕塑作品,如果油画被人用来洗钱,但雕塑没有被用来洗钱,那么就会出现同一艺术家不同类型作品价格的巨大差距。真实的情况也是如此,岳敏君的大型雕塑在加拿大温哥华降到每座11万都无人买,而岳敏君的油画拍卖价格达到几千万。”而相比之下,毕加索的雕塑作品和油画作品的价差也不过十倍左右。
4、君子兰等一些普通的东西也被炒成了天价
“祖国山河一片红”邮票。面值8分,看上去十分低调。但是送人后一转手就能换到60万元以上的现金。 稍年长一些的人应该还会对曾经疯狂的君子兰记忆深刻,早在20年前,一盆君子兰就曾被叫以20万元以上的高价。时至今日,一些品种的兰花依旧能卖出百万高价。 藏獒也已经成为官员圈地洗钱的屏风。玉树州藏獒协会的主席尼玛在采访中就说道:为什么藏獒送礼往往可以敲开政府官员的大门?因为藏獒无价,外人很难知道几条小狗就价值上百万元。另一种宠物观赏龙鱼也和藏獒的情况类似,一些原产地泰国和新加坡的龙鱼在内地的价格往往会翻几十倍,十万以上的龙鱼在市场并不少见。
5、拍电影很可能也是为了洗钱
其实在全球看,电影和文化演出其实都是一个洗钱“宝地”。2012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达到170.73亿元(农村放映不计入),同比增长30.18%,是10年前的18.5倍。然而,2012年国产片亏损比例却达到82.5%,远高于美国60%的亏损率。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节目部主任陆红实曾表示:“近两年,我国每年都有100多部烂片子不能上院线,原因之一恐怕是:不少人拍片是为了洗钱。”
而靠投资电影洗钱操作方式也不复杂,一般方法是拍摄预算很高的电影,但使用胶片和设置布景只用很少的钱。虽然看上去影片成本很高,是在亏本,但实际上“黑钱”早在电影上映之前就通过向关系公司采购和租用场地等方式洗白了,而电影相对于账面投资聊胜于无的票房也通过电影公司变成了合法利润。
此外,在中国,由于许多电影和动漫产业基地由政府主导,特别是对动漫产业,很多地方政府还在大力扶持,官员在个中捞油水和权力寻租空间更是不小。
6、开办文化和艺术公司
被欧洲8国警方联合捣毁国际洗钱组织青田帮的头领高平,其表面形象很光鲜,是西班牙华人企业联合会主席和浙江省政协委员。2011年,高平还获得过由西班牙政府以及索菲亚皇后美术馆颁发的“中西文化交流杰出贡献奖”。
高平就曾在北京大山子投资建立的环铁国际艺术城,有300余家美术馆、画廊、影视机构、艺术家工作室入驻,是大山子地区最重要的三大艺术园区之一。他还在北京798艺术区建立的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是798艺术区最具影响力和最大的艺术机构之一。“房妹”之父,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锋虽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但此前就有媒体爆料,“房妹”一家除拥有大量房产外,“房妹”的哥哥翟政宏还开有两个公司,一个是河南十方艺术馆,一个是龙源信息技术公司,其中龙源公司注册于2000年,当时翟政宏只有15岁。